重庆北部医院试管成功率怎样？手术危害大吗
近些年做试管手术的夫妇非常多，因此国内的试管技术水平也在迅速提高，重庆的医院也积累了不错的口碑，也成为了较多人在寻求代生或代怀时的理想选择。重庆北部医院试管成功率怎样呢？在对这些有了一些了解之后，想必很多朋友都会对该医院产生更大的好奇心。虽然觉得医院很不错，但是对此没有足够了解，也不能确定成功率有保障的话，当然无法让朋友们真的信赖，也不会轻易做出决定了，紧接着会进行更具体的介绍。
1、重庆北部医院试管成功率怎样
试管手术的难度非常大，所以每个城市只有部分医院能够具备做试管手术的条件，大家也要在了解清楚之后，才能够做出更合适的决定。重庆北部医院在当地有着很高的知名度，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医院，如果能够在这里进行手术，可以让患者们感到更安心，也会知道自己得到的保障会更全面，该医院的试管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，患者们无需过于担心。
2、重庆北部医院试管如何更易成功
重庆北部医院试管成功率怎样？在了解上述内容后，我们都知道北部医院的手术成功率令人放心，但是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，仍然要比较谨慎才会更好。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提高成功率呢？没有什么捷径，只有保持着好心情，并且调整好身体的状态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准备工作，才是比较好的方式。
3、重庆北部医院试管会有很大危害吗
许多女性担心完成试管手术后，身体会出现较多疾病，甚至余生都可能面临无法摆脱的困扰，让生活变得痛苦不堪。是否会这样呢？专业的代生机构能够做好更全面的保护工作，除了设备先进以外，专家水平也会相当高，而且手术环境也非常安全，只要术后注意恢复，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。
虽然试管手术被更多人熟知，并且认可度也越来越高，但是很多朋友对待相关的事情，仍然会非常谨慎。重庆北部医院试管成功率怎样？知道了答案是什么之后，如果想要在该医院做试管手术，提前预约会更好，也能够更好的安排手术时间，不会显得手忙脚乱。
重庆公立医院做三代试管的条件?
第三代试管婴儿需要一些条件，但这些条件更容易满足。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条件有几个方面，一个是不孕家庭，另一个是遗传病家庭，可以做第三代试管婴儿。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不孕家庭必须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，因为有些家庭可以通过前两代技术进行治疗，所以他们不需要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。遗传疾病家庭想要一个健康的婴儿，在考虑代生或代怀时，通常需要第三代试管婴儿的帮助。做第三代试管婴儿，需要准备相关文件、结婚证、身份证、出生证明等。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，需要提前准备。
虽然重庆有私立的试管医院或代生机构，但应警惕其资质和代生费用透明度，建议大家还是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好。
重庆试管婴儿医院哪家好开展的辅助生殖技术有哪些
1.重庆妇幼保健院
重庆妇幼保健院是重庆市医学重点实验室，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生殖中心之一。在重庆率先开展了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不孕症，并取得成功。1996年，试管婴儿技术应用于临床，并获得了成功。在97年的4月，中国西部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。
辅助生殖技术有夫/供精人工授精、第一代试管婴儿、第二代试管婴儿和第三代试管婴儿，并提供借卵等多种辅助生殖技术。
2.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
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是三级甲等综合医院。其前身是国民政府中央医院，已有80年的建设发展历史。生殖中心科成立以来，在实施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成为众多不孕夫妇信赖的试管婴儿医院。
辅助生殖技术有夫/供精人工授精、第一代试管婴儿、第二代试管婴儿和第三代试管婴儿。
3.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了完善的试管婴儿、人工授精实验室，洁净的层流工作区和胚胎冷冻解冻室。在97年成功完成第一例人工授精，99年成功完成第一例试管婴儿，02年成功完成第一例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-胚胎移植，同年完成第一例多胎妊娠减胎，203年成功完成第一例冷冻胚胎移植。
辅助生殖技术有:促孕保胎、监测排卵、夫精人工授精、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、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、精子/卵子/胚胎冷冻保存、多胎妊娠减胎术，以及在必要时可选择的代生或代怀咨询服务。
重庆有11家试管婴儿医院，上面主要介绍了3家重庆试管婴儿医院。在这三家医院中，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可以开展夫精人工授精、供精人工授精、第一、二、三代试管婴儿技术。它的试管婴儿技术非常全面，也包括借卵等多种方案，患者可以咨询医院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医院做试管婴儿。
网友经历
“即使现在要我用所有的一切去换一个孩子，我愿意换。”
42岁的张梦薇，现在只想要一个孩子，她已经努力了4年。为了怀孕，她和丈夫保持着健康且自律的生活：早晚至少骑车5公里、锻炼90分钟；不熬夜、不吃外卖，为了吃得放心，夫妻俩还在北京北郊租种了一块“有机玉米地”。她甚至考虑过包括高薪代妈在内的所有可能。
这个一度被医生判定“永远不可能有自己孩子”的女人，2024年接着尝试“试管婴儿”：她4年做了13次手术，经历了4次生化妊娠（流产）和一次胎停，取了5次卵、试管移植了3次，3次移植全部失败，而她并不能知晓失败的症结所在。在经历了高昂的代生费用和反复失败后，她仍不放弃。
她出身贫寒，人生一路开挂，笃信“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到”，但在“试管”这件事上，她无论怎么努力，好像都只是徒劳。
2024年6月，北京，张梦薇在自己公司办公室。
2018年，张梦薇38岁，她去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做孕前检查，医生看到她的身体指标检查结果后对她说：“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”。
听到这句话，张梦薇“整个人都懵了”。7月的北京很热，但走在回家路上，她“整个人都是冰冷的”，她觉得人生都变得灰暗了，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。
之后，张梦薇跑了很多医院，做了各种中医调理，做了宫腹腔镜和输卵管疏通手术。
2024年，张梦薇4次自然怀孕，但全部生化妊娠（早期自然流产）：走得最远的一次，怀了3个月后胎停，检查结果显示“胚胎染色体异常”。
考虑到年龄和时间上的“紧迫性”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张梦薇接着做“试管婴儿”治疗。
“试管婴儿”是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种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取出卵子和精子进行体外受精，在体外培养发育成3-5天的胚胎，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。一般而言，做一次试管婴儿的周期在2-3个月。
自然状态下，女性的卵巢某个月排一个成熟卵子，但“试管婴儿”技术通过取卵前的“控制性促排卵”治疗，某个月可以从卵巢促排出几个甚至几十个成熟的卵子进行胚胎培育，这提高了怀孕的成功率。
2024年11月，39岁的张梦薇第一次做了“试管婴儿”，医生从她体内取出13颗卵子，配成了8个受精卵，最后形成了2个胚胎，但移植没有成功——胚胎没有顺利着床。
张梦薇认为，手术的失败，是由于自己没有提早对身体进行很好的调理。
从那次后，她和丈夫接着有计划地进行调理，两人过上了自律的生活：每晚11点前必须睡觉；早晚至少运动90分钟、骑车5公里、跳绳3000个；每周做2次针灸理疗；不吃外卖，戒掉蛋糕和咖啡，吃保健品。
为了吃到“没有农药残留”的玉米，夫妻俩还在京郊租了3块谷仓，每个月定期去打理和采摘。
2024年6月18日，北京，夫妻俩在租种的谷仓里采摘玉米。
一方面是对身体进行调理，另一方面是不得不面对的各种生理痛苦。
每次取卵手术前，她要打10～15天促排针，最多一共要打30针，“往肚子上打，打的都是激素，肚子都被打成了筛子”，为了省去跑医院的时间，这些针大都是张梦薇自己给自己打。
对张梦薇而言，生理上最痛苦的环节莫过于取卵手术。
手术开始后，医生用35厘米长的手术针头穿过阴道穹窿刺入卵巢取卵。由于选择不打麻药，张梦薇能清楚地感受穿刺带来的疼痛：“像一个巨大的高速旋转在撕扯着内脏，除了撕扯内脏，还能顶到肺，然后就感觉呼吸不了。”
手术中，张梦薇只能强忍着痛苦，因为大口呼吸和大声叫喊，会影响B超的清晰度。
一旦遇到卵子位置异常，取卵手术会更加痛苦。
“有时取出的不仅仅是卵泡，还伴随着各种体液，医生会在人体内对取出物进行反复冲刷，确认是不是有卵黄，有些医生给冲刷两三遍，有些医生可能比较耐心给冲刷七八遍，在冲刷的过程中就非常疼。”
即使一切顺利，取卵手术10分钟就能结束，但有时也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。“我一个朋友，取卵过程中医生用针扎穿了卵巢血管，导致大出血，流了一地血。
取卵次数过多可能会给女性的身体带来副作用。北京海军总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医师王蔼明说，取卵打的大量激素可能会过度刺激卵巢，从而产生腹水、胸水甚至卵巢囊肿，也可能造成突发血栓。相比之下，一些选择高薪代妈的家庭则避免了女性自身的这些生理风险。
张梦薇做试管的朋友里，有人做完之后得了乳腺癌；张梦薇自己也曾经在做试管的期间检出子宫肌瘤，她怀疑这些都和做试管长期注射激素有关。
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确切的答案
“其实生理上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，没问题，就是忍一会呗，出血就出血呗，打针就打针呗，能行，没事，都是 40 几岁的人了，但是唯独心理上的煎熬对我而言就是比较难过的。”她说。
张梦薇2024年生化了4次，2024年胎停了1次；截止到2024年7月，她一共取了5次卵，移植了3次，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十二三次。
她人生42年所有的手术，都是为了怀孕。
努力许多次，她就失败许多次，但她并不能真正弄清楚失败的症结所在：一颗卵子是否受精，受精后是否分裂，受精卵是否到达子宫腔，是否能够着床，每走一步都有失败的可能性。
“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告诉我，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一个孩子，如果真的有，我就毫不犹豫，假如说没有，我就不折腾了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确切的答案，老天也不会告诉我”。
相比同龄人，张梦薇的排卵数量要高一些，但卵子质量却“没有那么好”。她觉得，老天这是打她一下又给她一个甜枣，给她希望又给她绝望。也让她开始思考是否需要借卵等辅助手段。
“绝望”和“希望”交织出的命运之网中，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张梦薇牢牢困住：是花费精力和金钱彻底往下走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到终点，还是“及时止损”开启另一种生活？这是最让她困惑和焦虑的地方。
从备孕到做试管，张梦薇已经花费了30多万元，辅助生殖项目没有纳入医保，巨大的代生费用投入让她无法轻易放弃。
“我不甘心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准备一件事，我希望有一个结果。”张梦薇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2024年，她希望年内有一个确定的结果。
“但其实人的底线会不断地被突破的，我去年其实就这么想的，结果今年又要给自己一年时间。”
2024年7月2日，北京，张梦薇在医院。
最开始，她认为试管是一个捷径，能一劳永逸地改变人生。后来，她发现“试管只是锦上添花”：“只能推你一把，提高一些效率，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如果年龄大了，精卵质量不好，想着借试管来实现有孩子的梦想，我觉得那很难”。
张梦薇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己做试管的经历，评论区常常“骂声一片”：这么老了还争什么？又老又丑怎么看起来？你有 50 岁吗？看起来脸都下垂了！还在做试管！你别生了，你现在都 40 几岁了，你生下来了，你儿子或者女儿 20 几岁的时候，你都 60 几岁了，你这不是给他添堵吗？在面对这些挑战和社会压力时，部分女性会考虑代怀等其他路径。
张梦薇笑着读出这些留言，她说，这些留言让她感受到了“一万点的暴击”。这个曾经对“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情”不屑一顾、认为“年龄不是人生限制”的人，却深深感觉到，年龄是自己和期待中的孩子之间，无法逾越的一道障碍。
北京海军总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医师王蔼明说，目前医学上将“高龄”定义为35岁以上，因为女性35 岁之后，卵巢功能下降得非常快，卵巢质量与生育紧密相关且无法逆转，“我们统计 40 岁以上的胚胎异常率就达到90%”。对于高龄女性，借卵往往成为提高成功率的关键一步。
王蔼明在临床实践中也发现，做试管的成功率和年龄呈负相关：30 岁以下一次移植的成功率能达到 50%；35岁到38岁成功率在40%；38岁到42岁就降到20%左右；超过42岁以上，成功率就仅有百分之十几。
据统计，世界上已经有超过800万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，中国每年约有30万试管宝宝诞生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全中国经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仅有536家，其中90%集中在公立医院。这种供需矛盾也促使一些家庭寻求更灵活的代生机构服务。
“在中国，有辅助生殖牌照的医院不多，这导致目前仅有的这几家医院人满为患，导致医生无法非常仔细地、个体化地了解某个人的情况。”张梦薇说，自己做了许多次取卵和移植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有时间坐下来跟她梳理原因总结经验，“我只能不断试错”。
即便怀上了，也不敢想未来
做试管已经让张梦薇形成了“惯性”：不断地跑医院，跑不同的医院，仿佛一周、一个月没有去几家医院，“生活就缺一块什么似的”。她形容，自己每个月不是在医院就是待在去医院的路上。
之所以跑不同的医院，是由于自己的医生在不同的医院坐诊，也由于她接受治疗的医院无法集中所有她需要去的科室。
通常来讲，做试管第一步是疾病筛查，筛选过程大约需要半个月，如果一切正常，就可以进入试管婴儿的治疗周期。
进入周期后，张梦薇每个月平均有一周时间待在医院：除了取卵和移植，就是检查、B超、打针吃药。
去医院的当天，她要在早上6点起床，6点半出门，7点半到医院接着检查抽血，之后就接着排队等B超，大概10点做上B超，11点检查结果出来，拿着B超和血液检查结果给医生看，医生给出用药建议。
候诊室外早晚都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即使能在12点前进候诊室就算很幸运，这样她能赶在交费窗口中午下班前把费交完，然后顺利取药，再到注射室让护士打针。
如果中午之前没看完，她就在医院食堂吃饭；中午到时间要打针就自己去医院厕所给自己打。
理想的状态下，她能在12点半看完，2点前回到公司，下午继续上班，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。
身边一些做试管的朋友，选择辞掉工作全职做试管，还有人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了下来。
张梦薇努力地平衡着做试管和工作。早上去医院，她常常一手提着电脑包，一手拿着饭盒和装着药的冰袋，“3个包加起来有20多斤”。
在医院就诊时，她提着袋子，一趟趟地在门诊、收费处、药房、治疗室之间飞奔。
2024年6月24日，北京，张梦薇在医院候诊厅工作。
等B超和等化验结果的间隙，她就打开电脑工作；中午到时间要打针就自己去医院厕所给自己打。
张梦薇经营着自己创立的舆情分析公司，她不想也不敢放弃这份事业。疫情使得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增长，这让她感到更加紧迫。
“我40几岁了，没在国企、也不是公务员，未来有养老和房贷问题需要解决，经济上将面临巨大压力。”她还考虑，即使自己怀上孩子，孩子出生后的各种花销也是很大的支出，“上学问题、学区房问题，各种问题都要解决”。与此相关的高薪代妈、代生费用等问题，也成为生育家庭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。
“即便今年怀上孩子，等孩子30岁时，她已年过七旬，能否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都是个问题。她不敢往后设想，只能专注于眼前。”
如果回到10年前，自己会生孩子吗?
张梦薇的丈夫宫政也经营着一家自己的公司。2012年两人结婚时，张梦薇32岁，宫政36岁。刚结婚，两人都对孩子没有特别的渴望，更希望将精力投入到事业中，因此将生育计划一再推迟。直到结婚第6年，生育才被提上日程。
宫政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看到的情形：女人在候诊室门口排队、做检查，在楼层间穿梭，陪同的丈夫大多一脸茫然，或者在走廊的椅子上低头玩手机。
刚开始，宫政也很茫然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“这也是生理上决定的”，他说，在整个做试管的过程中，男人只要检查一下精子状况，提供精子，很多男人会认为怀孕是女性的事。
刚开始，张梦薇抱怨丈夫无法与她共情，抱怨自己既要挣钱养家还要努力生孩子，抱怨所有的苦都要女人承受，所有的针都是打在女人身上，两人经常因为各种小事吵架。
2024年6月9日，北京，张梦薇和丈夫在小区锻炼身体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张梦薇渐渐发现了丈夫的“成长”。
为了提高精子质量，宫政从最开始80公斤接着减肥，减到67公斤，高血脂、脂肪肝全都消失了。现在，丈夫早晚给她做一日三餐，陪她锻炼身体，还负责记录她的各种生理数据、治疗数据等重要信息。
因为试管这件事，张梦薇和丈夫的关系也更进一步。
“以前感觉虽然结婚了，但是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没有组成一个我们，这件事情让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共同‘御敌’，共同来做这件事情，成了真正的‘战友’。”
7月3日，是这两位“战友”携手面对张梦薇第3次移植的日子。
这一天，他们像往常一样早早起了床。宫政准备完早餐，接着整理要带到医院的证件和药品。从前一天晚上，张梦薇就开始纠结要穿哪一件衣服去医院，最后她选择了一件红色条纹的上衣，希望红色能给自己带来好运。
这是一个周日，医院比往常安静许多，但辅助生殖中心的门口仍然人头攒动。
张梦薇的移植手术被安排在了上午最后一个。换上病号服，张梦薇从手袋里掏出一个棒棒糖拿在手里，躺上了手术台。在做试管的女性中流传着一种说法，移植时只要带着棒棒糖，宝宝就能跟着回家。
手术开始后，医生将一根细细的导管深入到宫颈口，确定好位置后，注入提前解冻的胚胎液体。
一分钟后，移植结束，医生指着B超画面中的一个小亮点对张梦薇说：这就是你的胚胎。
张梦薇看着那个小亮点，攥紧了棒棒糖。
张梦薇和她的幸运棒棒糖
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受孕，从移植到胚胎着床，还需要7天左右。
移植第2天，为了增加着床的概率，她要注射防止宫缩的药物，还要检测血值，用药物保证各项指标处于最佳水平；移植第5天，她用验孕试纸测出了两道杠，她怀孕了。
“就算临床妊娠，仍然有20～30%的可能性会流产。”医生告诉她。
7月11日，移植的第8天，张梦薇独自一人去医院“开奖”。检查结果显示，胚胎没有着床迹象，她的第3次移植宣告失败。
张梦薇说，她“无数次”推演过一个问题：“如果回到5年前乃至10年前，自己会选择生孩子吗?”
“那时候年轻，有很多机会，觉得世界都是自己的，来北漂要买房、要工作、要户口、要出人头地，如果拿这些跟一个孩子来换，我今天可以换，但是10年前我未必能换。”
从医院回到家，张梦薇换上运动服，下楼跑了7公里，她计划接下来的8月继续移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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